秉笔直书著良史

马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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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在大山深处，可以让人自豪的人物和事件并不多。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篇计中，作者的籍贯是河南淅川者寥寥无几，范晔是其中之一。记得课文的脚下注中，关于范晔的内容是“河南省淅川县东人”（当时的语文老师说大概是李官桥一带）。对于这样的文字，套用现在的时髦用词，那就是“足以自豪一辈子”！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跟随著名历史学家、郑州大学戴可来教授研读越南历史。因为在十世纪中叶之前，越南北部地区长期在中原王朝的管辖区内，前四史中有关越南（安南、交趾）的史料相当丰赡，前四史中有关安南史料就成为戴先生每一个入室弟子的必修功课。戴先生对我们要求极严，所有研究生都必须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相关史料用专门的本子逐条抄录。作为这门课程的副产品，我曾经把有关内容加以整理成一篇小文《东汉“神童”任延》，发表在家乡的《南阳日报》上。对于写《后汉书》的范晔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曾经在心血来潮时发愿，写一部《范晔传》之类的书，向先乡贤致敬。因为才疏学浅却被冠以冗务繁杂之名，让这样一部设想中的先贤传记成为美好的愿望一直陪我成长慢慢变老，直到有一天收到河南南阳籍作家、青年史学研究者李帆著《范晔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范晔出生在刘宋时期河南淅川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由于是侧室所生，家庭地位并不高。但他幼年即博览家书，善于作文，通晓音律，很早便才名远播。成年后，范晔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范晔官至左卫将军兼太子詹士，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因秉性耿介，被人设计，成了皇族内讧的牺牲品。445年寒冬，范晔以谋反罪被诛，年仅48岁。

范晔最伟大的作品是《后汉书》，这部彪炳千秋的历史著作记述了上起光武帝建武元年即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包括本纪10卷，列传80卷，志30卷。《后汉书》沿袭《史记》《汉书》体例，又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一道，被并称为“前四史”。刘知几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章太炎曰：“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曰：“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后世对范晔的评价褒贬不一。沈约撰写的《宋书》、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以“谋反”之“史实”，对范晔多有贬斥。沈约站在刘宋立场上，在《宋书·范晔传》中不厌其烦地记录范晔“谋反”的全过程，里面充满了主观臆断，如“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其缪乱如此”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引用梁朝裴子野的议论，“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益俗之量，则愤常均之下。刘湛、范蔚宗皆忸态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裴子野也是士族出身，他认为刘湛、范晔都因贪权、炫耀才华、追随叛逆之人刘义康而招来灭族大祸。

到了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用汉学考证方法对《史记》及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在《十七史商榷》中收录《范蔚宗以谋反诛》一文，对《宋书》《南史》中所载范晔谋反事表示异议：一、范晔与宋文帝君臣相处甚欢，范晔获如此“嘉遇”“殊恩”，没有理由谋反，怎会丧心病狂地操戈相向呢？二、范晔曾为谋反事主刘义康所用，但又以“饮食细过为所黜”，心中怨刘义康必甚，怎么可能再行效忠以至于为之身殉呢？三、范晔参与谋反是受孔熙先的诱导，而孔熙先劝诱他的理由是：宋王室不与范晔联姻，实是看不起他，但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四、范晔撰史，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乱之行径必不可为也。翟林东、李珍在其2006年出版的《范晔评传》中，认为范晔不是主谋，而是像嵇康和夏侯玄那样，受人连累所致。

李帆所著《范晔传》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场景宏大、人物鲜明、技巧高超、发人深省的作品。全书共71章，内容十分丰富，整体框架也比较合理，能够系统地把范晔从出生奇象、自幼聪慧到最后含冤入狱、名垂千古的波澜壮阔一生精彩呈现在读者面前。

李帆采用了超越时空、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构造出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彰显了范晔的史学渊源、民族思想、伦理思想。

全书以正面刻画人物，写出了童年时的范晔受家庭文化熏陶，从小好学，喜好文史，天资聪颖，出口成章的少年形象；写出了范晔立志成才，追求上进、乐善好施、忠厚为人的青年形象；写出了范晔踏入仕途，一心为民，公正廉洁、不徇私情的清官形象；写出了范晔贬官宣城后，利用闲暇时间，发愤著书，成就了千古流传的《后汉书》。

李帆试图用自己的笔触，复原刘宋时期的广阔历史背景，将2000多年的断代史中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加以融会贯通，并以现代的大历史观，探讨彼时历史大变局下的政治格局、历史脉络、思想潮流，分析从历史兴亡之大势出发，又超越了就事论事的特性阐发，达到了形而上的理论认识层面，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一面镜子，奉献了一位鲜活的中国文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智慧。

（马达，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历史学博士。）